公孙轩辕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以他的那个时代为界分，结束了蛮荒混浊，而进入初级文明阶段。黄帝既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拓荒者。相传许多的发明创造，都得力于他或者他的部署，例如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制作冠，饲养蚕桑，驯服野兽，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推阴阳五行，等等。人类从凿穴而居到开始营造房屋，从群婚制到母系社会到分门别户的一夫一妻制，甚至我们今天遮阳挡雨的一把伞，相传都自他而始。在文德武功方面，他更是功勋赫赫，举风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下得治，靠指南车的帮助，打败了乱世枭雄蚩尤，又与同父异母的兄弟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血流漂杵，取得胜利，从此四方安定，中华始得一统。

　　轩辕黄帝的草创文明，期间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些草创大部分是迫于当时的情势而之。例如为征战之用，管粮食的官员杜康，将粮食储藏在掏空的大树里，日晒雨淋，粮食发酵，滴水而为酒，于是便有酒的产生，便有杜康造酒的故事。又例如黄帝生擒蚩尤之后，立了一个台榭，无房曰台，有屋曰榭，房屋便这样创造出来了。又例如绘画艺术的产生：蚩尤被剿灭以后，为恶者既除，天下人在安居乐业之余，因为没有一个可资惧怕的东西，便不免懒惰滋事，于是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记得唐人元稹有诗云：没遣伶伦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明日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查查史料，这是“伶伦”，竟是皇帝时期第一个制造乐器、制定音律，以及演奏音乐的人，所以后世便对这一类音乐以致表演艺术领域的人才，统统以“伶伦”或“伶人”或“红伶”以名之，可见黄帝的草创对后世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人类文明的进程将推迟好多年，人类还将长期生活在黑暗与混沌中。当然，这些发明创造，到后来便不断地完善了，例如，黄帝作车后，最初大约是人拉的，后来驯化了牛，用牛拉，而到了禹时，又加上马，成为马拉车了，到了春秋战国，马拉的战车，竟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与运兵工具，而秦始皇驾着帝王之辇。车轮辚辚滚动，巡视于秦直道上，更是出尽了风头。

　　我中华民族有如此的伟大，中华文化有如此的渊源流长和光辉灿烂，确实得力于黄帝的拓殖创造之功。而千百年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先后有三个泯灭在时间的流程中，独有中国历经百劫而依旧如日东升，光芒永耀，亦由于华夏民族，同出于一个祖先的缘故。千百年来，黄帝的形象演化为一面旗帜，它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使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垂之久远，生生不息。无论是农耕民族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游牧民族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一统中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宗问祖，祭祀黄陵，并且祈求这位遥远的祖先，他的在天之灵，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以佑护。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轩辕黄帝仅仅只是汉民族的祖先。这种印象显然是错误的。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黄帝是他们共同的祖先，而且，当少数民族统治和治理这个国家时，他们对轩辕黄帝的祭祀，对黄帝庙和黄帝陵的重视和保护，甚至超过了别的时期。近代的大学者于右任，历经十年考证，不但得出了“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为黄帝之子孙也”的结论，而且广涉史书，博以旁证，为各民族确乃轩辕氏的血脉一系，寻找到确凿的依据。例如雄踞中国北方的蒙古族，根据于先生的考证：“夏为黄帝后，匈奴为夏后，蒙古为匈奴后，是蒙古为匈奴之苗裔。”黄帝纳四妃，四妃生二十五子，二十五子又生子，黄帝子孙分封于中国各地，共七十国。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原因，地形地貌的影响，再加上他们虽然均为黄帝后裔，但母亲毕竟是四个中的一个，这也给他们带来差异，于是他们的服饰、生活习俗，以至语言，以至相貌，都逐渐的彼此有别，形成了现在的同为一个祖先却又划分成不同民族的特点。但是黄帝为我五十六个民族十一亿人民乃至海内海外华裔华胄的共同祖先，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切开端的开端，他死后葬身何处，或者说，赤县神州，那一处地面，那一座山岗，有幸成为轩辕黄帝的永久安息之所。黄帝将这份殊荣，给了如今的陕西省黄陵县，给了一个叫桥山的奇异山岗，从而令今海内海外，千里万里，千叩万叩，黄帝陵成了人们心向神往之处，桥山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地方。一位海外华人曾称此处为“东方麦加”，话虽不够准确，却确切地表达了华裔华胄对祖先的依恋之情。漂泊的游子在动荡不安千变万化的世界面前，他们寻根的欲望更为强烈，他们渴望不但在心灵上，而且在客观的世界上，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有一处可供精神寄托的辉煌殿堂，有一块固定的不沉的大陆，当他们象风筝一样在天空飞翔的时候，当他们乘上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他们对着小小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对世界说，我不是短线的风筝，我不是失控的航天器，我出生在一个最古老的东方望族，我有根，根在桥山。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据说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叫“轩”，于是轩辕成为他的名字。又据说他的来到人间，并不像今天的科学知识所认为的，一个人的产生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结果，而是生母受了一次电击，从而有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而感电而孕这一神话，令人想起近代研究的一项成果。研究者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龙，它的最早地进入人们的思维领域成为图腾形象，也许是受了天雨时闪电的诱引和启示。在沉沉的雨霾中，一条电鞭火蛇划过长空，伴随咔嚓嚓一阵阵雷鸣，多像我们臆想中的龙的形象。

　　传统的说法，黄帝的父亲在河南。母亲在河北，黄帝则生于山东。尽管近代的史学家认为，周成王以前，姬姓势力还没有到达山东的痕迹，因此黄帝也许不是出生在山东，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尊重传统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从司马迁那里来的，这个严谨的史学大家值得我们尊敬和捍卫。司马迁的说法为我们透露出一点信息，即当时的皇帝部落，是一个“迁徙无常处”的游牧民族，今日东海，明日南山，在以火与剑为先导的拓殖和维系生存的斗争中，在向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进发中，黄帝部落的帐篷中，不时传出分娩婴儿的啼哭。

　　但是皇帝部落的发祥以及大量的活动，却是在陕北高原上，以及以这里为圆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位外国人甚至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当本世纪的毛泽东以及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以陕北高原并毗邻地区为依托，建立起他的辉煌大业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将民族再造的重任，重新放在这一块轩辕发祥的本土上，委实是一种历史性的奇妙巧合。当年的轩辕氏，对这一块本土，想来也是怀着一种深刻的感恩戴德式的感情，他将自己的帝号称之为“黄”，也许正是受到了黄土高原这触目可见的金子般灿烂辉煌的黄土的感染，同样地他从自己的肤色联想到脚下泥土的黄色，意识到他是大地母亲之子。这个大地之子，生于黄土，受恩惠于黄土，征战厮杀与黄土，建功立业于黄土，所以在行将归天之时，将黄土高原上的一顶山岗，作为永久安息之所(或如传说所说，在此乘龙而仙华，群臣遂葬其衣冠于桥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桥山在陕北黄土高原南部。横亘在北中国大地上，有一条千里、奇异险峻的山脉，叫子午岭，它是昆仑山伸向大陆腹地的一支余脉。黄帝之后的秦王嬴政，曾削山填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子午山脊，修筑了一条堪与万里长城齐名的直通边塞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秦直道，秦皇的几次出巡北方，相信就是走的这条道路。秦直道的各种传说，令今人对子午岭又增加了几分神秘与畏怯之意。桥山正是子午岭，成九十度直角向黄土高原伸出的一支支脉。天地一色的黄色中，平空拱起一条桥状的绿茵葱葱的山脉，那景象委实奇异，所以此山因状而名，号桥山。桥山在行走的途中，在接近被满目黄色隐设的那一刻，像一个句点一样，拱起一个高耸的山岗，黄帝陵便建在山岗的顶部。

　　中国人对墓地的选择，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宅基地的选择，他们在行将就木之前，总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作为最后的栖息之所。这种重视并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这墓地带来的风水会荫及后人，这是他们带给后人的最后的祝福。这种东方大文化现象也许起自轩辕。且看轩辕氏是怎样地为他选择这一块风水宝地的吧：桥山的东侧，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西侧，是横亘绵延的子午岭，轩辕黄帝头枕子午岭，足沮黄河，瞌然安卧;而他的南边，右手的地方，是肥沃的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他的左手的地方，北边，是鄂尔多斯高原;同样属于他的苗裔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分裂他的左右，他用双手将他们紧紧牵在一起，而安然高卧之时，谛听着子孙们后来的脚步，并不时给他们以祝福。

　　我们的笔墨在做了一番诗意的漫兴之后，现在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

　　自黄帝之后，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热热闹闹。喧喧嚣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而战争频繁，时而旱灾水患，时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的盛世而治，时而有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者如诗家叹息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的哀微时代与离乱年间。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之后，百年积弱叹华夏，在强敌内贼的折磨之下，这个源远流长的有着伟大古典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几乎有了香火不续之虞。

　　描写中国民族自轩辕开始的后来的历史，那是史学家们的事情。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劳役般的人生又需要他在完成此文后从事别的事情，因此笔者的本意，只是想在这漫漫六七千年的沧桑巨变之间，选择一块固定的地域，一个有限的空间,诸如现在的公文语言所说的“解剖麻雀”的形式，来将焦距对准一个地方。结果他选择了桥山，以及他隶属的这个县境——陕西省黄陵县。黄帝膝下的这一块土地，黄帝安卧的这一处山岗，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兴趣。而他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来说，他像所有的来到这里的后裔一样，心中不能不涌出一种依恋的顶礼膜拜的感情。加之，截止现在，这里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足以使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并使其它县份的人们不能不引以为楷模。于是乎，作者查阅黄陵县志，涉猎几十种有关黄陵县各类情况的书籍，实地踏勘，访乡问邻，并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座谈，在占有大量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援笔写成《世事沧桑说中部》一文，以纪这“天下第一陵”及所在地的古情今事。关于黄帝以及黄帝陵，上边兴笔而起，已做交代，下边，该轮到说说黄陵县了。

　　黄陵县总面积2292平方公里。全县辖四个镇，八个乡，191各行政村，361个自然村。总人口恰好10万。居民绝大多数是汉人，也有回、蒙、藏、壮、满等。县城在桥山脚下的桥山镇。该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749-1620米之间，东部川宽塬平，西部山沟纵横，有沮河、葫芦河、淤泥河流经县境。境内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为九点四摄氏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原煤储藏量达24亿多吨，森林面积245万亩。

　　黄陵的设县大约在西汉，所设县名叫翟道县。

　　设县以前，我们可以想见，县境之内，尤其是桥山西接子午岭这一块地面，大约还是茫茫草原。黄帝氏族在这里度过它的初级文明阶段后，便顺黄河流域，逐渐东向，继而南下长江流域，将这块轩辕本土，这块古称“桥国”的地方，像一面招展的黄旗帜一样，留在身后。当然荒原上留下了大量的轩辕氏族部落的足迹，但是必定还有大量的地区，不知镰锄为何物，不知牧羊鞭套马杆为何物，成群的野羊野鸡野牛野猪游戈在这偌大地面上，等待人们将它们圈养成家畜，而在这不设县界、不设省界的土地上，报信的哒哒马蹄，没有遮拦地扬起尘烟，自古咸阳直抵贺兰山下，直抵鄂尔多斯高原。

　　但是，作为繁衍生息的主要手段的农耕与游牧等生产方式，却已经扎根在这块土地上了。我们知道，正是可敬的轩辕始祖，教会了他的臣民如何种庄稼和如何驯养那些游弋不定的野物。

　　当然，还有另一种推想，当时陕北高原上，植被还没有被破坏，水土流失也没有使地形地貌变得支离破破碎，因此这里不是漠漠荒原，而是一块古木参天绿草茵茵的台地，正如地理志中所指此处囊属于鄂尔多斯台地一样。那时，桥山只是绿色中一块突出的绿色，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植被的增加，战争的破坏，绿色渐渐缩小，最后，仅留下有着黄帝陵的这一处绿岛(“绿岛”系海外华人语)，从而满目苍夷的黄土高原上，出现了这万顷褚黄一点绿的奇异景象。

　　设县不久，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北游朔方，他站在北方大漠上，恫吓三声，以示弱战，普天之下，竟无人敢应，刘彻于是感到了没有对手的悲哀，遂班师经秦直道回朝。过翟道县境时，祭黄帝荘于桥山，并筑台祈仙，以期长生不老。据说汉武帝还将自己的铠甲，挂在一棵柏树上，从而给这棵柏树，留下一则佳话。

　　王莽新朝时，改翟道线为涣县。至东汉初，两次恢复翟道县，旋即又撤销，辖地归属北地郡下辖之祋祤县。此后这里战事不断，成为各割据集团厮杀的战场，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而代表这一地域的地名叫“杏城”。东西晋时，兴宁三年，匈奴右贤王曹毂与那个掷鞭断流而留下千古笑谈的前秦王苻坚大战于杏城。太元十二年，姚苌与苻篡战于杏城。太元十五年，姚苌与魏揭飞战于杏城。义熙三年，大夏王赫连勃勃与姚兴之将姚逵大战于杏城，二十天后胜逵，坑杀前秦兵二万人。义熙五年，姚兴击赫连勃勃至贰县(今黄陵县所辖隆坊镇一带)，夏王敗。义熙七年，赫连勃勃进逼杏城，秦将姚诤逃奔大苏堡(旧址在黄陵县南)。义熙十一年，赫连勃勃与秦将姚显战于杏城。

　　黄陵的重新设县在东晋末年，县名叫中部县，县治先在今黄陵辖下的故城村，西魏大统九年移至杏城，隋大业移至现在的桥山脚下的桥山镇。东西晋、南北朝时，华夏大地群雄割据，黄陵这一块地面，成为战略要冲。从我们上面不厌其烦地列举出的前秦和大夏之间的故事，可以证明，这里正处于拉锯战的中心地带。碑载文化只纪录可这些文伐武掠，而对当时民间的情况，不屑于染指，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如此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一定对当时的生产力，给予极大的破坏，这一块地区，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的情况，势所难免。战事既罢，胜者王侯败者贼，云集的黑压压的军队，重新回到他们开拔的地方，苦了的是农人。只有农人，重新拾起搁在地头的犁杖，开始耕作，正应了诗人所说的“骚客放言关须守，将士哀叹地太穷，只有农夫恋故土，干戈销后五谷生”的句子。

　　南北朝时，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盖吴的胡人，杏城起事的故事。北魏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卢水胡族人杏城镇将盖吴在杏城起义，称天台王。十月魏长安镇副将元纥讨吴。吴大败魏军，杀元纥。十一月吴将白广平率军西征。盖吴亲师东进。渭北皆应之，有众十余万。翌年，盖吴两次遣使通宋，宋封吴为雍州刺史。五月盖吴兵归回杏城，称秦地王。八月魏凉王那等攻杏城。盖吴死。

　　一般认为，西汉所设的翟道县，东晋重设的中部县，即为现在黄陵县的前身。我们注意到了，县志的编纂者们，也持这种看法。自东晋设立中部县后，至今这一千五百年中，基本上维持了目前黄陵县的辖地范围。当然因带而异，中部曾一度称“内部”。黄陵县境，也曾经设北雍州、中部郡、狄道县、东秦州、北华州、敷州、升平县、坊州，等等;县辖地域，也曾因设州造府的原因，时有割移，但总得变化不大，这一块地域，已经形成了以桥山镇为中心的一个小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中部地名的沿用，一直到本世纪的一九四四年，才告中止。其时，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因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该县呈请国民党政务院批准，将中部县更名为黄陵县。至此，黄陵县地名，沿用至今。

　　中

　　陕北高原各县的县志，几乎都是一部饥饿史，黄陵也不例外。翻开县志，特别是宋以后，更是满目凄凉。旱。泾、渭、沮河皆竭(南宋建炎三年)。——大旱，饥馑(元贞元年)。——大旱，民饥馑(明洪武二年)。——大旱，年馑，民饥(明宣德三年)。——飞蝗成灾(明成化三年)。——连年大旱，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斗米价值万钱，人口十亡八九(明成化二十一年)。——冬大饥，民死亡过半(明成化二十三年)。——七年，人相食(明正德七年)。——十年大旱，民饥，人相食(明隆庆六年)。——八月二十日地震，屋瓦俱裂(明万历三十五年)。——饥荒严重，十岁儿仅换粟米一斗。冬大雪，严寒，次年二月始晴暖，人多冻死(明万历四十八年)。——秋，蝗虫成灾，民饥馑。冬地震，毁屋伤人无数(明崇祯七年)。——秋，蝗虫蔽天，田禾被食尽净(明崇祯十年)。——大旱，人相食，积尸碍行路(明崇祯十三年)。——米价昂贵，三两银贾斗米犹售空绝市，树皮、观音土皆食净，民十亡八九(明崇祯十四年)。——七月飞蝗为害，九月未生翅之蝗子成灾，是岁大饥(清康熙三十年)。——五十九年秋冬至是年夏仍无雨，大旱，民饥，斗米钱千文，饿殍相望(清康熙六十年)。——五月二日，北乡雨雹，厚尺余，屋瓦俱裂(清雍正二十三年)。——东北乡雨雹，大如卵，小如杏，两日方消，麦豆俱尽屋瓦俱裂(清嘉庆二年)。——虫食麦殆尽，加之雨雹，岁饥，奉旨抚恤仅发灾民口粮一月，杯水车薪，与民无济(清嘉庆九年)。——旱，大饥，草木树皮皆食净，人相食(清光绪十八年)。——夏旱，大饥(民国十八年)。

　　总之，满纸凄凉，令人不忍卒读。我们怀着惆怅的感慨的心情，诵读着这些昨日的历史，我们怀着同情心和爱心，向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昨日致敬。前面，我们说过，我想解剖一只麻雀，以一斑而窥全豹，结果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民族命运的缩影中，是一种何等凄惨的人类生存图景。记得，我写过一篇短文，标题叫作《人类的一切苦难都与我息息相关》，在那里，我为人类所经历的痛苦而恸哭，而此刻，面对这展开的县志，我的恸哭中又增加了一种切肤之痛，因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正是我的遥远的祖先，而我正是这侥幸遗留下来的十之一二中的某一个的后裔。十之八九死了，十之一二留了下来，继续延续香火，继续唱着生命进行曲，继续开始我们这个民族伟大而庄严的行程。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说：“我们必须能够相信：有一股浑厚的苦难力量，它驱策我们相互接近，强制我们彼此相爱、寻求彼此的影像、并且极力使彼此能够成为完满的存有，同时又能保有自己又能够包容万有。”我们这个民族，一步一灾，一步一难，顽强地进行在历史进程中，而今天，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想到这一点，又怎能不使我们为它有如此强有力的生命而感动?

　　历史进程中，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想来桥山脚下，当年自轩辕黄帝时就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已经不多，现在黄陵境内的这十万人口，大部分的祖先是后来的移民，好在中国地域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处遭灾，路断人稀，于是便以强制手段，移人口稠密地区的百姓于此。人口普查对黄陵境内现有的居民来源，进行调查后，认为居民来源有五：一是黄陵土著，二是外地移民来黄陵居住，三是外地人来黄陵做官而定居者，四是经商来黄陵者，五是逃荒来黄陵居住者。此种人文现象，与陕北其他县份人口普查所得结论基本相同。

　　又有考据家，不满足于这种粗略的划分，而专门抽出居住在县境的刘、张、王、李、杨、寇六大姓氏，溯本求源，穷追不舍，得出以下结论。我们愿意在这里不厌其赘，粗录于此。

　　刘姓。黄陵县刘姓最多，全县共四宗。阎村一宗：元以前不可考，元明清三代称盛，现分布于阎村、卜巷石山、刘家川、桥沟等村。程村一宗：据传此一宗元时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现分布于程村、备村、姜林沟等村。姚汉村一宗：宋时有个叫刘宣的人，自山西来任鄜坊节度使住黄陵，遂世居，塘呼村一宗：来源不可考，现分布于塘呼村、丁村等村。

　　张姓。黄陵县张姓共有四宗。鲁村一宗：元时山西洪洞县迁移白水紫昭村，明初又由白水迁移中部，遂世居于黄陵，现分布于鲁村、竹家河、杨家台、柳树村等村。强家村一宗：元时由山西洪洞县白草里村来此，现分布于强家村、石村等村。兰寨子一宗：清初由延安迁至中部世居，现分布于兰寨子、古路村、普乐寺等村。奎张村一宗：相传元时由山西洪洞县来黄陵居住，现分布于奎张村、四圣村、白村、王家河等村。

　　王姓。黄陵县王姓共有两宗。康村一宗：相传元时，红巾起义后，山西洪洞县王氏族中有个叫兴的人，任平寇将军，立功而被命守延州，到了明末，陕北米脂李自成起义，王姓家又发生奴婢之变，为了避乱，遂迁黄陵世居，现分布于康村、程村等村。王家河一宗：元末来自山西洪洞县，现分布于王家河、过村、侯庄、马家塔、四圣村、古路村等村。

　　李姓。元时有个叫李明的人，官居安答儿之职，为河南等处征行大元帅，来自河北贞丁县，现分布于河地、阿觉、康村、丁村、墩台塬、南场、神夫嘴、隆坊等村。

　　寇姓。据传为宋时由陕西北部吴堡迁来黄陵世居，现分布于原畔、寇家河、店子湾、刘家河、桥沟、寇家湾、官庄、双龙、龙首、小寨等村。

　　杨姓。相传北宋末年，由山西太原迁来黄陵世居，现分布于北村、南村等村。

　　以上是民国三十三年重修黄陵县志时的考据，时至今日，刘张王李寇杨六大姓氏仍为黄陵大族，近年来经济发展，贸易自由，加之省、地驻单位渐多，各种姓氏已达一百五十多种，《百家姓》中，各等姓氏，这里如今可以说是几乎都有，故没有介绍的必要了。

　　以上考据，可以令我们想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迁徙的情况，也可以由此对眼下的黄陵县社会大文化形成的基础，有个大致的推断。

　　正应了流传久远的那样民族童话：北中国的大量人口，来自宋元年间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底下，对黄陵六大姓氏的考据，准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看来这个迁徙，不是童话，而是确凿的事实。人口像流水，像飘忽不定的浮云，在广袤的国土上游荡，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景象。我们还注意到，对六大姓氏之一的寇姓的考证。考据认为，寇姓是宋时自吴堡迁来。这吴堡，是个能引起人沧桑感和历史感的地名称谓。它最早的叫法叫“吴儿堡”，只是由于近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才缩写成“吴堡”的。古诗云之：“匈奴高筑吴儿堡”，匈奴骑牧从一次次的南下中原中，从中原地带，掠来大量的汉人，以充域内之空。匈奴在今天的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建立起许多的集中营式的村落，村名就叫“吴儿堡”。因此，这些自吴堡迁至黄陵的寇姓移民，他们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也许顺着王昭君那哒哒马蹄声声胡笳所走过的道路，已经曾经迁徙过一回。而今他们又迁徙到黄陵，于是便望吴堡，为故乡了。唐人贾岛诗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的正是这种人文景象。

　　历史上的中国，以长城为界分，划定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板块。黄陵县在长城以内(据明定边长城三百公里左右)，加之它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山西大槐树下，又加之它地处陕北高原南缘，与渭河平原接近，因此决定了它的农耕文化的特征。一家一户，两亩薄田，一犁两牛，淡泊度日。自古以来，黄陵民风淳朴，富不露外，穷不嫌乡，崇尚勤俭，量入为出，交朋结友，重义善施，敬老爱少，长幼有序。长期以来，婚丧嫁娶，有了许多的章规，衣食住行，形成多样的讲究。

　　下

　　清末至民初的衣着，衣料多为粗布。乡民中男着自织土布大襟袄，宽裆裤，戴黑色圆顶瓜皮帽，脚蹬圆口土布鞋，腰缠土布白腰带;女穿土布宽襟上衣，大腰裤，腿扎绑带，绣花尖鞋，塬上妇女喜欢用白纱布帕顶头。一年四季，一单一棉，皆为粗布。饭食则以玉米、高梁、糜子、谷子及各种豆食为主食，杂以野菜、酸菜、咸菜。早晚饭多吃馍，喝玉米糁汤，午饭食玉米搅团或汤水面，很少变化。民间住宅往往随地形而建，或房或窑，座落杂乱而无序。人们多依沟靠畔，挖窑盖房，贫寒之家，茅屋草舍，人畜共室，富裕人家，后为石窑。砖窑，前为门房，两侧为厢房，中间为腰房，谓之四合院。说完衣食住，再说行。旧时，人们外出，多是徒步跋涉，当然一生足不出地界的乡村古董，比比皆是，若要走亲访友，婚娶赶集，请医求师，富人比较讲究，多骑马坐轿，穷人则骑毛驴。总之，以上特征，与关中平原风俗习惯极为相近，也与一切农耕文化的地域大同小异，因此恕不一一详表。

　　如此地做了一番涉猎之后，现在，我们要回到一个重要的题目上来。对于拥有“天下第一陵”的黄陵县来说，这是大事记中一件应当浓墨重抹的首要的大事。这件事就是从遥远的年代就开始的祭陵活动。

　　前面谈到，这一处黄土簇拥下的青山，成为轩辕黄帝的寿终正寝之所，足以使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骄傲和荣光。这个说法不是一句空话，记得某年在南方某地，笔者与一位金陵文人，论起各自家乡的名胜古迹来，文人唾星四溅，历数其金陵六朝繁华粉黛秦淮以及“石头城上旧时月”的种种招人眼目之处，笔者在文人滔滔不绝的间隙，仅举出一个黄帝陵来，便使这位朋友的唾沫星停止了喷溅，并使四座哑然。当然，话又说回来了，黄帝陵为天下炎黄子孙所共有共叩，非陕北一邑所私拥，我这里有些强词夺理了。

　　祭拜轩辕的活动，数千年来香火一直不断。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龙的祖先在黄陵。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多少人整冠沐手，来到桥山，向这高高山上一杯土，顶礼膜拜。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延沿，黄帝的形象，实际上成了普天之下炎黄子孙心向神往，众心归一的一面旗帜。

　　据民间传说，最早的祭拜黄帝陵活动，始自秦始皇。自然，秦文公时代对轩辕已有祭祀，但那时是以神的地位来祭祀的，并且极有可能是就地设灵台，予以祭祀，而不是前往桥山谒陵。虽然秦文公，魏已纳上郡十五县予秦，黄帝陵所处位置，正在秦版图之中，秦文公极有可能亲躬桥山，但史无记载，因此只能作为可能提出。秦始皇的祭黄陵，却在民间，流传甚广。传说，秦始皇路经秦直道时，专程停下来，寻宗祭祖。这大约是秦统一六国以后的事。因为，据说他跪拜在陵前时，突然感到，真正的开天劈地的伟人是轩辕，而不是他，因此对自己所名之的这个“始皇”二字，产生了一丝惶惑与愧意。他大约曾想到过更改的事，奈何“秦始皇”几个字，已为天下知晓和共认，于是只好作罢，悻悻然，羞惭而去。

　　碑载文化对祭祀黄帝陵的说法，起自汉武帝，这点我们上边已有涉及。史出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文中谈到，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于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与《史记》同时代的《汉书》，也对汉武谒陵一事，有过记载。《汉书·王帝纪》中说：“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而对轩辕黄帝陵的第一次修缮，却起自中国历史上那个颇受非议的人物王莽。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遣骑都尉露当然，王莽之前之汉高祖刘邦，王莽之后之光武帝刘秀，汉朝的这两位开国皇帝，对轩辕黄帝的祭祀以至祠庙的设置，史书上曾有大量记载和渲染，但是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人的祭祀及设祠造庙，正象当年的秦文公一样，就地搭台，遥祭而已。

　　不过，民同对于轩辕黄帝的祭祀，对于轩辕黄帝陵基及庙宇的修缮，也许自轩辕寿终正寝之日，便告开始。正如《后汉书·郊祀志》中所说：“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只是史官们有那么多的大事需要记载，因此对这些民间的活动，无暇顾及。而我们以上的考证，也仅仅只是考证而已，大量的史书湮灭在时间的流程中，只留下这难得的几本，令我们字缝里抠字，抠出以上的结论。

　　此后一段时间，对于黄帝陵的祭祀，史载不详。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拓跋氏所建的北魏，对黄帝陵的多次祭祀，设灵遥祭的不算，亲自谒陵的事就有两宗，一是神房元年八月，太武帝拓跋焘的一次谒陵，一是高宗和平元年，文成帝拓跋睿的一次谒陵。

　　唐代大诗人杜甫，因避安史之乱于鄜州羌村，曾路经黄陵，有《翟道城》一诗为证。据说诗人路经黄陵时，曾向桥山黄帝陵叩拜。有无此事，存疑待考。想杜甫者才华横溢的大诗人，遇黄帝陵，正可以借题发挥，大抒其忧国忧民之情和离乱漂泊之苦，何以在《杜诗全集》中，片言未提;而对废弃了的不远处的唐玉华宫，却不胜感慨。唯一的解释是，其时正是离乱年间，士人惶惶自危，因此对这桥山之巅的一抔黄土，无人告识于他。大诗人失之交臂，失去了一次寻宗拜祖、大发感慨的机会，而中国的古典诗词宝库，则少了几首也许位列上乘的作品。

　　倒是以政绩与文名并称于世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其任陕西经略副使兼职延州期间，曾三次祭黄陵，并留有祭黄陵律诗二首。

　　宋元明清年间，祭祀黄帝庙的活动又大盛于其时。现存规模的桥山山顶的黄帝陵的附加设施与山腰间黄帝庙的搬迁重建，大约都是在宋时完成。宋时除祭祀之外，还加强了对桥山柏树的管理，皇帝亲自下昭，令三户居民永驻桥山，管理林木，有庙内管列石碑为证。至元，由泰定帝铁木耳下诏，又对桥山柏树、庙宇的管理，以及林间飞禽雀鸟的保护。张榜一示，从而奠定了目前的桥山八万棵古柏的洋洋大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祭文，出自明代。明太祖洪武四年，朱元璋遣派中书管勾甘，前来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今留有御制祝文。此后，明各代皇帝效仿之，登基之初，必先遣人前往中部祭祖，以期承祚大朋江山，千秋永继。到了清代，满族执政，倍加重视，年年有祭，事事有祭，祭陵成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其间，当然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中华民国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各界人士积极倡仪，立一年一度的清明为“民族扫墓日”，在这一天恭祭黄帝，便作为制度沿袭。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清明节，适逢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均派头面人物驰抵中部，携手共祭民族始祖。是年，共产党方面的《恭黄帝桥陵文》为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悲时而发，文彩斑澜，铿锵有力，令人读之，顿生同仇敌忾之心。民国三十一年冬，蒋介石为黄帝陵题字“黄帝陵”，并勒石成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五年成立黄陵文管所，派专职人员整修维护，并拨巨款，予以修建和修缮宫殿庙宇。一九八四年，政府再拨巨款，开工大规模修筑始祖陵基。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再按巨款，拟对黄帝陵进行一次浩大的修建活动，以期与其“天下第一陵”的身份相称，以期与黄帝功垂万世、德惠兆民的身份相称，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相称。党和国家领导人，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讨论，并广泛征求海内海外华裔华胄的意见，现重修方案已拿出并获通过，重修领导小组业已成立。一个崭新的辉煌殿堂——天下第一陵，将与世人见面。此项事宜，将另有专文详尽叙述，故这里不再赘述。

　　随着香港、澳门不久将回归祖国，随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日高。这些年来，除省、地、县三级政府，每年清明节，派高级官员定期谒陵外，海内海外，前来谒陵的人数日益剧增。仅以一九九一年计，前来谒陵的人数高达四十万余人，是黄陵全县人口的四倍。这个数字，其实反映了一种民族情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尽劫难胞波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了民族的香火永续，为了这一支东方人种不再冻馁，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面前，所有炎黄子孙，唯有万众一心，尽释前嫌，发展经济，才有可能不被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所淘汰。而黄帝以及他的寝所黄帝陵，便成为维系整个民族之感情的一条纽带，成为感召天下，凝聚四方的一面旗帜，千里万里，千叩万叩，惟愿黄帝的在天之灵，佑护这一支东方人种。

　　作者的一支无遮无拦的笔，在历史的空间中左盘右突，他从一团乱麻般的历史中，理出了几条头绪，然后由远及近，纵笔写来，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无疑，他告诉了你许多事情。他这样做的目的，如前文所述，想就一地一域的历史沿革，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窥视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因为他选择了黄陵——黄帝的安寝之地，因此，这种选择便具有了独特的和普遍的意义。其实，前文所述，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是从宏观的角度考虑的。而从微观的角度考虑，作者的本意，却在于将黄陵县一地一域，放在民族发展历史的大范围来考虑，他想告诉人们，栖息在桥山脚下的这一方炎黄子孙，数千年来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他们的命运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俱荣俱损，无一例外，这一地一域的发展史，构成了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这样，当行文将近结束的时候，文章自然而然地，就回到了对黄陵县现状的关注上。

　　在这里，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以礼赞式的语言，向海内海外普天之下所有炎黄子孙报导黄陵县这些年来经济建设诸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黄陵县的工业、农业、林业、城市建设事业、旅游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领域，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西延铁路自桥山脚下通过，给黄陵的经济建设以刺激，更加快了这种发展变化。欣逢盛世，国泰民安，桥山脚下这一方炎黄子孙，正以缓慢的但坚实的脚步，行进在二十世纪的阳光之下。尤其需要大书一笔的是，沉睡在桥山南麓、店头镇周围地下的二十四亿吨煤炭，已开始由省、地、县各级分别建井开发。煤炭带来的收入成了黄陵县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而随着井口的陆续建立，铁路的配合运输，黄陵县的国民经济建设，将会出现一个更加令人欣喜的局面。

　　黄陵县城所在的桥山镇，有一条小小的石砌街道，叫轩辕街。它建在桥山徐缓的山坡上。漫步在轩辕街上，注视着两侧的尚保持有古老风格的房屋窑洞，注视着那从门洞中走出的这黄皮肤黑眼睛的行色匆匆的同胞，遥想我们民族走过的艰难的里程，仰望桥山之巅那一抔黄土，不能不给人以许多的感慨。

　　且让我，站在这桥山——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安寝之地，或手抚轩辕手植柏，或伫立于轩辕陵前，以一位炎黄子孙的名义，向民族的昨日脱帽致敬，为民族的未来静默祈祷，并向普天之下所有的华寄华冑致以深情的祝福。我们这个民族有着令全世界为之仰慕的灿烂的古老文明，它必将继续拥有无愧于历史的美好明天。轩辕播下的龙种，他收获的必然是龙种。且让我以这篇短文，我的心香一瓣，献给你——黄帝、黄帝陵以及黄陵县的人民。

　　本文摘自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今黄陵》一书。

图为壬寅(2022)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现场